央广网北京9月27日消息（记者王晓蕾）26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暨“一带一路”学院成立大会。司法部党组成员甘藏春、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曾晓安、商务部综合司巡视员宋立洪、中宣部国际传播局副局长管萍等出席大会并致辞。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代表学校致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部分前政要和国际知名智库机构的代表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发来了贺词和贺信，来自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司法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拉合作基金、华晟基金等政界、学界、企事业单位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进行了交流研讨，并对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的建设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发表主旨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供图）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成立大会发表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回顾这40年，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在1978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当年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6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被称之为黑非洲的地方。在1978年的时候，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90美元，我们连他们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跟世界上贫穷的国家一样，当时81%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84%的人在国际上一天1.25美元生活费的标准线上。同时我们国家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4.1%，进口是5.6%，也就是说，我们90%的生产活动跟国际上是不接轨的。并且在出口的产品当中，75%以上是农产品，以及农产品的加工品。
就在这么一个非常低的起点上，大家知道，过去这40年，我们取得每年9.5%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并且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外贸易增长更快，每年达到平均14.5%。
就在这么一个快速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上，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经济体，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2010年我们出口超过德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且95%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所以现在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从工业革命以后，最早的世界工厂是英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世界工厂是美国。二战以后，世界工厂变成德国、日本，现在是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发表主旨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供图）
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的贸易总量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而且贸易进口加出口，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7%，到现在达到35%左右，而且在大国人口规模超过一亿以上的国家，中国现在是贸易占经济GDP的比重最高的。2014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在这段时间里面，有超过7亿人摆脱国际上1.25美元的贫困线。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国际发展机构，像我曾经工作过的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还有各个地区性的开发银行，像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等，他们主要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
但是回顾这三四十年的时间，如果把中国减少的7亿多贫困人口抛去掉，世界贫困人口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这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当然80年代、90年代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以及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绝大多数碰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我们也有不少问题，但是中国一直是稳定并快速发展。
为什么在中国有很多问题的时候，大家不断讲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但现在回顾起来，中国是过去这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有这个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国没有。为什么能这样呢？我想这主要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条件来推动改革。而不是简单地照搬一些西方理论来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是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所谓的双轨方式指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大型的资本很密集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但是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所以我们当时推行的就是实事求是。给予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必要的转型企业的保护补贴以取得发展稳定。对那些传统上我们一直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放开准入，而且积极地因势利导，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在这些方面发展非常快。新的这部分发展非常快，也给改革旧的企业提供了必要条件，我们才能不断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去深化。这是中国在过去这40年能够维持稳定跟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有必要不断深化，如果沿着这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道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去推进，现在国际上有很多机构，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在预测，应该到2025年前后，我们可以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民富国强，民富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要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
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纪念会上讲话，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中国人来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的不是说我们自己老百姓富了、国家强了，中国人讲的是己利利人、己达达人，我们希望自己国家的富强，也希望其他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同样历史，同样命运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像我们改革开放这40年，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摆脱贫困，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回想起来，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国际经济秩序，他们建立的时候也想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发展，所以才成立前面讲的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总署，发达国家也设立一些双边机构，如美国国际援助总署，英国也有这样的机构，法国有这样的机构，德国也有这样的机构。
而且仔细算起来，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钱不少，超过3万亿美元，这个数量不算少。仔细回顾起来的话，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百个左右发展中经济体到现在能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目前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地区，到2025年左右，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百个左右的经济体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是其中第三个。在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的能够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个，这其中有8个是欧洲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或是一些石油生产国。另外五个是包括日本这样的国家。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经济体，虽经过两代多人接近三代人的努力，现在还处于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水平，没有办法从低收入跨进中等收入，从中等收入跨进高收入的水平。
为什么这样呢？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去世界银行之前，中国历来有国家天下的情怀，总觉得民族的复兴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但是到世界银行工作以后，跑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现，其实此心相通，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是他们国家民族幸运的一代，对他们国家、对他们民族的发展负有责任，也希望他们国家富强起来。所有政治领导人追求也是一样，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他们这代人内心里面的追求。然后又有那么多国际机构提供援助、资金、思路等等，但为什么成功的那么少？
后来这些年，我在提倡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科即新结构经济学，去分析这些问题。总得来讲，就是说发达国家给的发展援助很多，但是好钢没有用到刀刃上。而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当然要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怎么才能够让劳动生产率提高，让现有的产业不断技术创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然后技术水平提高，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并且，随着现代技术的使用，规模经济会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大。结论就是用现代的技术必须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像电力的供给，要扩大市场范围，也必须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就是一个现代化发展的过程。
这样的过程，对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清楚的，但是如果再看现在，发展的主要瓶颈限制是什么？我们出国走一趟，就算是不是经济学家的也能看出来，就是必要的基础设施，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就没有办法采用现代化的生产去提高生产力。我们来看看国际上现在给的发展援助是什么？是怎么样推行政治改革，怎样改善政府的治理，怎样提高人权，还有一些做教育，有一些做健康。这些发展援助，我想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并不是解决他们发展瓶颈限制的地方。
中国变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市场规律计算，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我们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了，而且到2025年左右也要变成高收入国家。我们比国际上其他发展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源于己利利人、己达达人的传统，也是出于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在国际发展援助上能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从我们的经验知道，要致富先修路，必须把基础设施完善了以后，这个国家才能够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习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一个新的中国国际合作框架的基本内容，这个框架是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抓手，来推动的。
这样一个新的国际发展援助合作的框架提出来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热烈的反映，可以从两项指标来看：
第一，我们双边提供一些资金，但是相对于现在国际上基础设施的需要，因所需资金规模非常巨大，所以必须要用多边的方式，因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成立的时候，美国是公然反对的，给很多国家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参加。但是这样一个机构是符合许多国家发展需要的，所以得到积极热烈的反映，有51个创始会员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七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到现在已经有77个成员国。我了解到，还有几十个国家在申请的过程当中。目前已经是除了世界银行之外，成员国数量最多的国际合作组织。
第二，我们去年召开“一带一路”峰会，来了29个国家领导人，有160个国际的代表团来参加，是去年国际上最大的盛会，表明我们“一带一路”的思路，得到积极响应。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不仅我们看到了，其实包括美国也看到了。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提出“新丝绸之路”，所谓“新丝绸之路”是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把中亚五国跟阿富汗连在一起，然后在印度洋找到一个出海口，这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跟我们的概念是一样的。并且在2011年同样提出印太经济走廊，基础设施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连在一起。
但是现在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内涵上面跟我们“一带一路”有很多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在国际上无声无影， 而我们“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得到积极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因为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我们有比较优势，而且是可信的。
中国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最强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要钢筋、水泥，我们这方面的产能在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要建基础设施，人才我们也有。再有施工能力，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这么快，就培养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非常有竞争力的，效率高的施工队伍，同样一个项目在国际上竞标，我们成本在别人的一半以下，甚至三分之一。而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时期是什么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大建高速公路等，那时候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非常强，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
第二个，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我们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这些外汇储备过去买美国的政府的债券或者是股票。大家知道，美国政府的债券回报率非常低，如果去除掉通货膨胀是负利率。美国的股票市场上面，泡沫很大，风险很高。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们这些3万亿储备当中一部分资金就可以用来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的资金。而且只要这些项目选择好，其实回报是相当高的，并且展望未来，其实我们每年还会有经常账户的几千万美元的盈利。我们在资金投入上面，还是充足的。
第三个，基础设施建设以后是不是所讲的先致富，先修路，要看这个路修好了以后有没有产业发展。我前面谈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非常少。要看看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色，从农业经济变成现代化经济之后，成功的经济体抓住国际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二战以后，日本发展起来是因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日本抓住机遇期，发展劳动密集型发展工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把大量农业人口变成工业人口。日本到60年代工资上涨了，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降低，当时亚洲四小龙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发展劳动密集型发展工业，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抓住8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的窗口机遇期，我们也发展起来了。
现在中国已经是中等偏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很快将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这些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比较优势，并开始向海外转移。谁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有可能像东亚经济，或者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一样发展起来。这一次跟前面几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窗口机遇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量上的不同。比如60年代，日本开始向外转移，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是930万。80年代，亚洲四小龙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窗口机遇期的时候，韩国制造业雇佣人是230万，台湾是150万，香港是100万，新加坡是50万。这一次中国大陆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1.24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人数达到8500万。从这个统计指标来看，我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窗口机遇期，足以让“一带一路”沿线60几个国家，这些收入水平普遍在我们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国家，再加上非洲国家，同时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如果他们解决了基础设施的平衡限制，抓住了劳动密集型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将取得30年、40年的快速增长，摆脱贫困，实现繁荣。
我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共同繁荣的机遇，“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抓手，确实可以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