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为一条东起中国古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经河西走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和西亚，一直向西抵达地中海东海岸安都奥克（今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口附近），全长7100余公里的交通线路，命名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丝绸之路：“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联结中国与河中（特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个名称，很快得到东西方众多学者的认同。
随着人们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以及东西方交通、文化交流的拓展，丝绸之路的概念也不断得到充实。其实，从空间上看，包括中国与西方交通线路的链接和沟通；从内涵上看，包括沿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宗教等多方面的往来和交流；从时间上看，不仅仅局限在公元前114年至127年，而是伴随了东西方各国各民族2000多年的发展史。尤其重要的是，在我国境内，无论陆地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都因为其所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内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它们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丝绸之路·素有“沙漠第一泉”之称的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
（一）
古代丝绸之路最初是一条商贸之路。沿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上互通有无，是其沟通交往的原始动力。而政治上的经略，则是丝绸之路持续畅通的根本保障。古往今来，伴随经贸往来和政治经略，丝绸之路也成为了生活、文化、宗教等交汇融合的纽带，承载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各民族在这个大通道共生共荣。在中国，丝绸之路更是生动演绎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程。
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成为沟通丝路交流的极大动力。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中的300余件玉石雕刻品，经鉴定“大体上都是新疆玉”且“所发现的3件小型玉雕经鉴定都是新疆籽玉”。籽玉乃俗称的“羊脂玉”，是品质最优的和田玉。古代，新疆玉石运往内地的必经之道要通过敦煌的“玉门”，玉门也由此得名并沿用至今。此类考古发现说明，早在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前，月氏、乌孙及北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便已经在河西走廊沿线游牧迁徙，并且踏出了一条贯通亚欧大陆的草原通道，充当了早期沟通东西方贸易的主角。河西走廊频频出土和发现的海贝、石璧、玉璧、绿松石、骨贝等遗物也说明，当地的史前先民已经同外界进行着贸易往来，进而形成早期的海贝之路、玉石之路、青铜之路，也孕育了丝绸之路的雏形。继匈奴之后，突厥人、铁勒人、鲜卑人、蒙古人等诸多北方游牧民族相继与中原汉族一道，肩负起沟通东西方地域间往来的历史重任。可以说，游牧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经济上的互补需求，是丝绸之路开通和持续繁荣的主要动因。
据《汉书》记载，西域胡商前赴后继来到中原是因为“其欲贾市为好”。当时，西域物品在中原地区非常受欢迎。中原和西域的交往，正是在这种互通有无之中得以不断深入、共生共荣。其中，“汗血宝马”曾经在汉代丝路关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汉朝对大宛进贡的“汗血宝马”极为看重，甘肃敦煌郡作为负责接收贡品的首个驿站在迎接宝马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如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出土、出现于南北朝与隋唐之间时期的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等。诸如此类，丝绸之路沿线发掘的各类钱币等也都见证了各国各民族的互利共赢。敦煌遗书《儿郎伟》记载，唐代敦煌市场繁荣，有许多西域人和外国人开设的店铺。其市场上所见的商品，有产自西域和中亚地区的胡粉、青金、胡酒、胡枣、大食瓜等，东罗马的银盏，粟特地区的金花银盘子、金花瓷瓶子和红绣毯，南亚或东罗马的珊瑚、珍珠，波斯的琉璃、玛瑙、琥珀，印度的砂糖与香料等。中国本以丝绸名闻天下，但这一时期敦煌市场上也出现了产自中亚的织锦。大约在5世纪，中国丝绸纺织技术传入波斯，波斯人掌握了锦绮等高级丝织品的制作。很快，这种改良过的“波斯锦”在中亚、西亚等地开始盛行，并逐渐流入中国。
政治上的经略是促进丝路交流的根本保障。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使者张骞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公元前126年才返回长安。第一次出使，张骞带回来关于西域的地理、民俗、物产、军事等重要信息，为此后汉朝经略西域打下了坚实基础。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别出塞2000余里，匈奴王廷远迁大漠以北。为巩固战果，“扬威德于四海”，汉武帝接受张骞结好乌孙的建议，第二次遣其出使西域。此后，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往来基本保持畅通。
继张骞凿空之举后，东汉使臣班超对西域地方实现了更有力的管辖。出使西域31年，班超功绩卓著，且待人宽爱有加、宅心仁厚，与当地各族百姓培养起深厚感情。
隋、唐时期，中国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国力空前强大。加强对外交往、维护丝绸之路畅通已是朝野共识，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制度保障。隋炀帝十分重视经营丝路，与西域联系更为密切。他曾命吏部侍郎裴矩统管丝路贸易，招徕西域胡商。裴矩多次出使西域，所撰《西域图记》记述了当地的基本情况。隋炀帝还亲自西巡至张掖，召见了高昌、突厥等27个地方政权的首领等。
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唐太宗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建立安西都护府（后又设立北庭都护府）。自此，各地方政权尊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安西都护府下辖龟兹、焉耆、于阗和疏勒等安西四镇，是维持丝路通畅的军政管理机构。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主要是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和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等地，则实行与中原行政管理体制一致的州县制度。随着唐朝的全面强盛，尤其在贞观、天宝、开元年间，河西走廊丝路绿洲沿途成为“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富庶之地。
文化的交流是丝路沟通的精髓所在。
丝绸之路不仅影响了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表象，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各种文化的实质内涵，文化成为丝路交流的灵魂。伴随丝路而日益深入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也不断深化，各国各民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极大丰富。其中，语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如汉语的葡萄、苜蓿、狮子等名词，来源于波斯语；波罗球、波斯枣、菠菜等名称，都是以这些物产的故乡“波斯”来命名的。丝路沿线各地区各民族，都创造出了极为厚重的文化财富。在我国，佛教、伊斯兰教以及石窟、敦煌经卷、西夏文大藏经等，都是文化传播和交融的产物。
各民族长期、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坚实基础。
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首先是人民之间的交流。据《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等文献及新疆吐鲁番文书记载可知，从东汉中期以后，就有中亚的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及印度北部的天竺人等陆续移民到我国西域、敦煌、长安等地。其中从陆地进入的外国人主要越过葱岭进入并留居敦煌，一部分人继续东进。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商贸经济的繁荣还可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得到最直接的反映，北魏290窟、西魏285窟、北周296窟窟顶绘制的壁画中均有大量世俗生活的场景。如壁画《福田经变》就描绘了中原商队与西域商队相遇的生动场景。
隋、唐、五代时期，粟特人及其商队是活动于丝绸之路的重要角色，他们长期生活在敦煌、凉州和中原地区。敦煌遗书《天宝十载差科簿》中记载，敦煌所辖13个乡中有一个名叫从化乡，该乡居民中就有曹稍稍、安好子、康阿揽延、史佛舤、米拂耽延、石羯槎、何尼尼、罗阿铛等胡人姓名，明显可以看出“昭武九姓”中的胡人较多。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东西方贸易和海路交通都很发达，特别是蒙元初年成吉思汗的西征及四大汗国的建立使得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再度兴盛起来。陆上丝绸之路前所未有的畅通，大量中亚、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通过经商等途径来华，经陆路到达我国西北地区，留居过程中逐步与周边的汉、蒙古等民族通婚、相融。
历史证明，丝绸之路也是民族融和的大走廊，各民族在这条漫长的走廊中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交往交流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息。从春秋至两汉时期的月氏、乌孙、羌戎、塞种、丁零等，到秦汉之际兴起于北方的强大游牧民族匈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更迭频繁的各族群，再到隋、唐时代的吐蕃、回鹘、突厥，然后到几次西征的蒙古人……各民族你来我往、谁也离不开谁，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好之路。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也构建了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造就了丝绸之路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
和平合作是丝路交流的前提。
曾有王莽篡汉，西域受匈奴控制而导致丝路中断。东汉西域重归，丝路复通。汉末，中原纷争，丝路又断，直到魏晋南北朝。然而，即使在这些短暂“断”的时期，丝路的交流仍然在进行。魏晋南北朝，中原与西域以及西域与中亚、波斯的交流并未中断，嘉峪关、酒泉墓葬中的壁画和画像砖就可证明。唐朝时期，中国的疆域扩展到空前程度，陆上丝绸之路东段和中段都在大唐帝国的范围之内。为维护丝路畅通及过往商旅和使者安全，唐朝在重要据点上都驻扎有人数不等的军队，按规模大小分别称为“军镇”“守捉城”“戍”“烽火台”。西域和沿线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军事建置，为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可靠保障。因此，也才有边塞诗人岑参描绘的“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以及元稹笔下“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的景象。
开放包容是丝路交流的前提。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各民族联系在一起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了。尤其汉、唐时期，中国更是以恢弘气度向世界敞开胸怀，荟萃各种文化，促进自身文明繁盛。中西交往加强，各国使节往返频繁，胡商贩客络绎不绝，河西走廊的敦煌等地变成了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咽喉重镇，敦煌文化成为了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交汇融合的结晶。中华文化开放的特征、多元的形态，注定了其必然有广博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是中华民族显著的文化特征。包容不是同化也不是消灭，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展、并存创新。敦煌莫高窟、榆林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南石窟、北石窟等宛若繁星的石窟点缀在丝路，难以计数的民间画师、雕刻师、建筑工匠等心甘情愿为石窟艺术默默奉献，这也正是佛教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融合共生的结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极强包容性体现于各方面。比如，“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就是一个缩影。又如，受益于丝路，葡萄、石榴、胡桃、胡萝卜、胡椒等西域和中亚西亚的食物，都早已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美食。
丝绸之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城区的丝路风情主题雕塑 李小林/摄
互利共赢是丝路交流的基础。
历经2000多年风雨，丝路上的各地区各民族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都已经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条路自身也已成为一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之路。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丝路贸易固然会在某个区域、某个时期受到影响，但由于地缘格局和经济利益的巨大引力，无论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对新的贸易路线、新的贸易伙伴和新的贸易方式的拓展努力一直处于不断延续和发展之中。例如北宋时期，吐蕃扼守河西走廊凉州和丝路南道，通过贡赐贸易、市场贸易等多种形式，与中原及周边地区建立密切的商业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共同市场，推进了丝路的发展。控制丝路青海道的吐蕃地方政权对往来使团、商队实行保护政策，保证了北宋对外贸易依旧通畅。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时期文物，就有大量来自波斯的“波斯锦”和来自中亚的“粟特锦”。刺激往来的经济动因非常强烈，以至于历史上富有冒险精神的匈奴、鲜卑、柔然、月氏、突厥、粟特、波斯、吐谷浑、昭武九姓胡人等跋涉在戈壁大漠、雪山草原，造就了丝路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商业贸易。
互学互鉴是丝路交流的目标。
张骞两次出使，向西域传播了中原文化，也引进了各种西域物产及文化。西汉时期，中国船队就抵达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丝绸换取琉璃、珍珠等物品。作为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长安城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成群结队。这些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15世纪初，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过东南亚很多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近代以来，在中亚、西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物。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西方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通过丝绸之路，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实现交流和对话；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进中国，文明之间真正实现了互学互鉴。
（三）
历史证明，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我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中国自古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各民族都从地域迁徙、共建政治秩序、经济互补、文化交流等方面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尤其是通过陆地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大发展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政治共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核心。
凿空西域，标志着汉朝对西域进行的有效政治经略。从汉朝开始，历朝历代都不断加强对西域的统辖治理和开发建设。时至隋、唐，对西域和丝绸之路的经营达到空前程度。在经营丝绸之路、开拓西北疆土的过程中，许多民众或迁入中原或迁入西域，各民族的交往不断密切。正是通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政治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才得以持续进行和不断深化。
经济互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础。
不同经济类型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无论哪个朝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都进行着多层面、多途径的经济交往，从而使各自需求得到满足。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通过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通过迁徙杂居和族际通婚等途径，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通过丝绸之路以及贸易、和市、朝贡、移民实边和屯田等方式，形成了极其紧密的联系，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经济基础。
文化交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推动力。
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大一统思想，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民族交往史中，虽然有征战、割据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也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但中华大一统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一直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黏合剂和推动器。丝绸之路的各民族通过文化交流，加深了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这种交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思想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精神纽带。
丝绸之路的历史表明，通过数千年的经济互补、文化借鉴、政治凝结，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达成高度的思想认同。正是因为具备这样的高度认同，来自外部的压力非但不能打破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反而更加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此方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1年第6期
文：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 马东平
责编：张昀竹 江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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