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展迅速。截至目前，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带一路”合作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绿色发展合作”。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期，普遍存在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部加快转型、推动绿色发展的呼声在不断增强。因而，开展气候合作在提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同时，还能推动共建国家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帮助共建国家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中国与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了气候合作，积极探索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并取得了一些良好实践，但是“一带一路”气候合作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突出，合作水平有待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约束也更为严格。因此，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气候合作，需要紧紧围绕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灾害和影响，从完善气候治理体系的角度提出系统的合作战略和对策。基于此，本研究从全球气候变化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地区）影响的角度出发，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切实需求，提出一套覆盖顶层设计、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全方位的“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合作方案，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决策支持。

“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的事实和预估

 “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的事实

近几十年来，“一带一路”地区的气温、降水以及极端天气等气候要素均发生了变化。从气温来看，“一带一路”地区平均陆表气温正以每10年0.30℃的速率增长，显著快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区域差异性尤为显著，温升最明显的地区包括中国西部地区，以及中亚、西亚、非洲东北部和中东欧等地区，气温升高的速率超过了每10年0.6℃。

从降水来看，同期“一带一路”地区的日平均降水量也以每10年0.06 mm的速率呈现上升趋势。同时，降水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大，降水显著增加的区域包括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东南亚及南亚部分地区，而从中国东北西部经中亚和西亚至北非一带、西欧和中亚的部分地区等年平均降水则表现出减少趋势。此外，东亚与东南亚海域，以及南亚、西亚与欧洲部分海域的海平面呈现加速上升趋势。

从极端天气来看，“一带一路”地区极端高温整体上表现为发生频率明显增加，异常持续暖昼平均增速为每10年增加2.8天，同时极端低温整体上表现为频率明显下降，异常持续冷昼平均每10年减少0.45天。从降水来看，“一带一路”地区极端强降水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强度也越来越大，持续性不断增加。因而对应着，主要地区干旱或极少降水整体上表现为频率降低，持续性不断减弱。

 “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的预估

针对全球温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对未来5种可能的排放情景进行了描述（表1）。本研究选取了SSP 1—1.9、SSP 2—4.5及SSP 5—8.5分别作为低排放情景、中排放情景及高排放情景。未来，气候变化对“一带一路”地区的影响将持续进行。从气温来看，不论高排放情景还是低排放情景，未来“一带一路”主要地区年平均温度均表现为一致性增温。其中，温度增幅随着纬度增加普遍增加，而青藏高原则表现为比同纬度地区气温升高更快。中排放情景下，在21世纪末，高纬度地区气温升高幅度可达3℃以上。在高排放情景下，到21世纪末低纬度地区气温升高幅度普遍在3℃—5℃，而高纬度许多地区气温升高幅度则超过5℃。

从降水来看，未来“一带一路”地区年平均降水变化幅度不断增强。空间分布呈现出“干区更干，湿区更湿”的特征，并且这一特征随着排放量的增多越发明显。在高排放情景下，年降水量大的亚非雨林区与亚非季风区，降水增幅也最大；而在从中国北方与蒙古国经过中亚与西亚至北非的世界上最大的干旱/半干旱带，降水增幅较小，甚至出现降低。

气候变化还会对“一带一路”地区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强度、时空分布带来影响。总体而言，不论在低排放情景、中排放情景还是高排放情景下，“一带一路”地区将呈现极端高温事件频率增多、强度增强，而极端低温事件降低的特征。极端温度变化在高排放情景下更强，并随着未来时段推进而加强。相比较之下，未来降水表征极端天气气候频率与强度变化则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性的进一步加剧，但不确定性比温度表征极端事件变化更大。

“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估

 “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变化将会对“一带一路”地区的水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在水资源总量方面，“一带一路”地区未来水资源总量将略有增长，并且随着温升的提高，水资源增长率也将随之提高。低排放情景和高排放情景下，到2065年“一带一路”地区总用水需求将分别增加4.85%和8.16%。但是，东南亚、南美、西欧和南欧等水资源丰富地区的水资源将继续增多，而水资源短缺地区则面临着水资源将继续减少的问题，如西亚、东非、中亚和北非等地区，加剧区域间水资源分布不均。此外，气候变化也会造成用水需求的明显上升，高排放情景下用水量需求最高，低排放情景次之，最后为中等排放情景。因而，总体来看气候变化对“一带一路”地区水资源的总供需平衡的影响不大，大部分国家的脆弱性也不会出现较大的变动。但是，“一带一路”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加剧，使得部分水资源脆弱地区的脆弱性进一步增强，如伊朗、突尼斯、土耳其和塔吉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气候变化对“一带一路”地区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对大部分地区表现为对粮食作物产量的抑制作用，仅仅对中亚、俄罗斯等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未来，这种负面影响总的来说仍将继续存在且进一步增强。3个排放情景下，中低纬度地区将普遍面临粮食作物产量下降的威胁，而高纬度地区粮食作物产量则有上升的可能。其中，南亚、非洲是高风险地区，欧洲和西亚为中风险地区，我国和中亚属于低风险地区。对于我国来说，以2015年为基准年，如果不考虑CO2浓度升高带来的施肥效应，到2115年温升导致的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减产幅度均在5%以内；但若将CO2浓度升高的影响考虑在内，2115年我国的小麦年产量将增加3.9%—4.1%，水稻将增加8.6%—9.4%。

“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前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对物种多样性产生了极大影响。每一个物种的地理分布都是其生物学特性与环境条件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气候变化，由于物种无法快速适应变化的环境条件，会出现迁移，从而对当地的物种多样性造成影响。未来，作为气候变化的直接后果，温度的升高势必会加速“一带一路”地区的物种迁移速度。以我国青海省为例，受气候变化影响，未来该地区1/3的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会减少。除了气温，海平面的上升还会淹没“一带一路”沿海地区的物种栖息地，进而影响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3个排放情景的评估显示，陆生哺乳动物、爬行类、两栖类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的物种数量将随着未来温升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以中排放情景为例，预计到2150年，受影响物种数分别达3385、2423、5342个，分别占其类群总评估物种数的61%、35%、57%，面临灭绝风险的物种分别达8、2、34个。

“一带一路”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缺口

 “一带一路”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需求缺口

应对气候变化，既需要通过多种减缓手段将全球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也需要通过适应来抵御气候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论减缓还是适应，均需要来自技术的支撑和保障。由于“一带一路”多数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因而相比于减缓，适应气候变化仍然是该区域多数国家更加迫切的需求。

在“一带一路”地区适应技术需求中，农林牧副渔业部门是优先序最高的部门，主要需求包括农业高效灌溉技术、作物和畜禽的抗逆品种选育与开发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等。其次是与水资源部门，主要技术需求包含相关的集水、节水与高效利用水的技术，以及沿海地区与江河流域的适应技术等。此外，包括天气预报和预警等对适应气候变化有间接贡献的技术也被一些“一带一路”地区提及。在“一带一路”地区减缓技术需求中，能源部门是最为优先的部门，特别是风电、光伏发电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得到一致的关注。此外，高效锅炉、锅炉改造等燃烧或热量利用效率更高的技术，以及沼气等来自废弃物的燃料技术，其需求程度在各个评估指标下都处于前列。

  “一带一路”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缺口

气候资金主要指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行动所需要的资金，是实现低碳发展和气候适应发展的关键。“一带一路”地区主要为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比较落后，因而资金议题是这些地区的核心关切。当下，“一带一路”地区推进绿色可持续项目和气候相关项目的融资能力相对不足，在资金方面仍然依赖于国际社会的支持。近年来，多个气候相关多边基金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积极投资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内容涉及可持续能源研究及开发、产业绿色化，以及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管理。2003—2018年，气候相关多边基金在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区投资了超过70亿美元，帮助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超过50个。

但是，“一带一路”地区未来要实现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推动绿色转型仍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根据本研究估算，如果减排成本按照40美元/吨，65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其自主贡献的总计减缓资金需求为3.18万亿美元，气候资金总需求为8.3万亿美元。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地区气候融资仍存在大的缺口，在2020—2030年这一全球气候重要时间框架的开局，应尽快动员发达国家加快加大气候投资脚步。

 “一带一路”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需求缺口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关合作机制指导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技术水平不同和对低碳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同，各地区在能力建设内容方面差异较大。当下，一些地区如东北亚、东南亚等，其所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主要是围绕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教育、培训及公众意识的提升。而中亚、西亚及北非等地区，则更加侧重于评估减缓措施的执行情况，对脆弱性和适应性国家信息进行通报，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温室气体清单，排放数据库管理及收集、清洁发展机制、研究和系统观测，包括气象、水文和气候服务等方面采取行动很少。

未来，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剧以及降水的区域不均，“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将增加，进而影响水资源、农业及生物多样性。然而，整体上这些地区组织灾害及时响应的能力依旧缺乏，灾害预警和防灾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缺少制定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的能力，因而在防灾减灾、生态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等领域面临能力建设需求缺口。

“一带一路”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建议

 “一带一路”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总体战略

国家应紧紧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利用好“应对气候变化”和“一带一路”两张国际合作的“好牌”，将两者有意识地结合，相互促进，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合作区域方面，充分尊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共建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双边促多变；在合作领域方面，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支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更新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和制定落实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在合作对策方面，强化顶层设计，坚持多措并举，有效发挥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的支撑保障作用。

 “一带一路”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重点区域和领域

未来气候变化对“一带一路”不同区域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总体来看，一方面，东南亚和非洲将面临更高的气候风险，另一方面，东南亚和非洲与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联系紧密，因此应将这2个地区视为“一带一路”气候合作的重点区域。从合作领域来看，围绕防灾减灾、生态系统治理、低碳产业发展、森林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需求强烈，且中国的供给能力与共建国家的需求具有较好的互补性，因而应作为合作的重点领域。

 “一带一路”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对策

在加强顶层战略规划的同时，多措并举，构建整合“资金保障—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话语体系”的系统化合作方案。

加强气候合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明确气候合作的工作重点。充分尊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进气候合作和务实行动。在目标设定上，应将气候合作与我国低碳转型、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深度对接。在组织结构安排上，应更好发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顶层设计作用，做好整合合作方案，全面负责对外援助各项事务的统筹协调，明确各机构职责分工，加强各部门工作协调。同时，应设立相应的机构参与制度，并在政策制定、执行层面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

鼓励中国金融机构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扩大气候领域的资金。建立面向“一带一路”地区的区域性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和投融资机制。加强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等金融机构合作，通过设立激励措施、统一气候投资定义与分类、制定绿色投资者责任指南等措施，支持金融监管机构创建气候友好型绿色投资生态体系，以金融科技支持绿色金融发展。推动现有气候基金在分配比例中向适应领域适当倾斜，并引入新的公共投资和私人资本。对最脆弱国家和相应社区进行需求调查，在明晰其具体需求的情况下设立相应的项目，提升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推动技术人才的广泛交流合作，加强科技合作平台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创新合作新格局。技术人才交流是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的基础。强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共同培养气候领域人才，扩大“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及全球杰出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规模，打造气候领域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围绕环境友好型和气候智慧型农业、新能源汽车及其关键共性技术、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等领域，共建一批技术转移中心和先进实用技术示范与推广基地，通过绿色低碳示范项目，促进中国标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应用，带动中国制造的气候友好型产品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

构建多层次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模式交流平台，加强绿色“一带一路”能力建设。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国情各异，发展阶段不同，但在防灾减灾、生态系统治理、低碳产业、森林碳汇、生物多样性化等领域都面临着多重挑战，各国应加强交流，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亚欧博览会等平台，构建多层次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模式交流平台，围绕绿色“一带一路”开展联合研究和能力建设活动。

（5）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品牌建设，使国家形象与绿色低碳投资紧密结合，在“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建设的信息传播中，讲好“环境气候友好的中国故事”。制定环境可持续的传播策略，积极宣传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和绿色援助项目。尤其是在国家领导人出访等重要时机，应当着重推动可再生能源与绿色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的签署。通过多种渠道分享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和其他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实践，使“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低碳发展在舆论宣传中高度关联，形成绿色“一带一路”品牌效应。

（王毅、谭显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碳中和战略研究中心；张井勇，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李仁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陈敏鹏，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顾佰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碳中和战略研究中心；张建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