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名家访谈】

访谈对象：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理事

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薛力：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胡必亮：我的看法是，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国内来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注入新动能，进而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从国际来看，新时代我国需要加强向西开放，需要加强与中亚国家、西亚国家和欧洲国家的联系；加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好长时间都缓不过劲来，需要注入一些新动能，我国希望通过创新的方式，重点加强与丝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拉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

薛力：您对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的整体评价如何？

胡必亮：我觉得，要对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做出一个整体评价，就必须清楚共建“一带一路”的整体定位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主要有三个定位，因此我从三个方面来做出自己的评价。

第一个定位是西部大开发的延伸，或者说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布局。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是相当成功的，这10年来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体现在贸易、投资、对外承包工程、西部大开发和企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同时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我国西部地区已经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地带，营商环境大幅改善、对外开放提质增效、经济增长持续加快，与内地各省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已经展示出了向西开放发展的良好前景。

第二个定位是国际合作平台。从这个定位来看，中国基于这个国际合作平台，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设了许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降低了运输成本，促进了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个定位是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主要地在四个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一是共建“海陆空天电网”全方位的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直接有利于提升全球互联互通水平；二是“一带一路”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即推进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发展；三是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做增量的方法，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对建立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金融治理、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四是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使广大的共建国家有机会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胡必亮：第一个方面，“一带一路”本身就是我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因此它直接奠定了中国经济外交的新框架，对中国外交直接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个方面，“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基于这个实践平台，我国开始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开展更加长远、更具战略价值、更加深入的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已同老挝、巴基斯坦、柬埔寨、泰国等十几个国家就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发表行动计划、联合声明或达成重要共识，共同打造新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中非、中阿、中拉、中国—东盟等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在积极推进中；中国提出的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倡议已得到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内容，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外交的全球影响力，更有利于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个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很多共建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得到了更多国家及其人民的肯定和认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以及推动我国与更多国家建立更加亲密的伙伴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薛力：“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主要遇到哪些挑战？

胡必亮：首先，有的国家出于一己之私，故意污名化“一带一路”，进而采取各种手段打压“一带一路”。比如说，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因此就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对冲、打压“一带一路”，如强推“印太战略”并推动构建“印太经济框架”、部署“蓝点网络计划”、推出“重建美好世界”（B3W）基建计划，等等。目的就是试图对冲甚至破坏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行动。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追随美国，对共建“一带一路”也持不友好态度。而且，这些国家也挑拨离间一些共建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使得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和困难，在有些地区的推进十分艰难。这纯属人为因素，是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导致的。

其次，在建设项目方面，也有一些我们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说对于很多建设项目，可以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公开向世界各国的公司招标，与其他国家的全球公司一起共建这些项目。尤其是在融资方面，应该更多元化融资，以减轻我国企业的资金压力，减缓投资风险；也需要进一步加强项目论证和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再次，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要做到更好地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与相关国家共同为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贡献。譬如说要保护环境，要做到绿色投资，要通过项目建设为当地人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减贫事业发展，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等。

此外，目前也存在某些共建“一带一路”工程项目与国内产业发展联系不紧密的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国内产业链的一体化建设，国际国内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最后，就是我国的“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更好地讲述“一带一路”故事，更加有力有效地回应那些对于“一带一路”的误解甚至抹黑，使世界各国都能更加客观、更加理性地理解“一带一路”。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要追求速成，也不可能速成，要在坚持高质量共建的前提下，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薛力：您对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整体建议？

胡必亮：我的整体建议就是：调战略，抓重点，调结构，防风险。

第一，调战略。就是要重新制定战略规划，因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要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战略规划。

第二，抓重点。就是指“一带一路”投资要抓重点，要抓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尤其要重视周边地区，与我邻近，风险可控。

第三，调结构。就是指“一带一路”的投资结构要调整，要加强对新领域的投资，如绿色、数字、科技、卫生等。既要继续搞一些重要的传统基建，也要搞新基建；既要做一些重要的大项目，也要做更多“小而美”的民生项目。

第四，防风险。就是要防范政治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等风险，提高投资效率。

薛力：国企与民企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怎么样更有效地分工合作？

胡必亮：在共建“一带一路”前面这十年，总体而言还是以国企作为主力的建设阶段。因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构建起“一带一路”的基本框架，如“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较多，大项目比较多，每个建设项目的投资也比较大，国企在建设这些项目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以此为新起点，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民营企业应积极参与，有所作为。国企和民企也应该逐渐形成分工合作的良好格局，比如说国企继续做基建项目，民企则更多地做产能合作项目；国企继续做大项目，民企更多地做“小而美”项目；国企更多地做资源开发项目，民企更多地做科技创新项目；等等。当然，分工不是绝对的，只是基于不同的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差异化分工格局而已。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必须加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与我国国内产业链价值链的联系，从而国内产业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如经验、管理、设备、技术、资金等各方面的供给，同时“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也可以为国内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薛力：您觉得第三方市场合作可行吗？

胡必亮：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可行，而且必须做得更好。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上的态度不积极，发达国家的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上有压力、有顾虑。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客观上比以前更难了。但中国企业必须力争更多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机会，进一步加强与全球企业的联系与合作，更主动地与其他国家的公司共建“一带一路”，既能减少资金投入，也能更好地防范投资风险，还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建设项目的地缘政治压力。

薛力：高校与智库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研究？

胡必亮：高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也可以说是发挥其两个独特优势。

一个优势是通过举办一些相关的人才培养项目而为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提供优质人力资源供给。譬如说我们学院目前做的就是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招聘优秀青年到我们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到他们的国家，积极参与到我国企业在他们国家建设的一些项目中去，直接为共建“一带一路”作贡献。当然，也有部分学生回国后从政的，也可以从政策沟通方面促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从我们学院毕业的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学员已经超过了490人，分别来自80多个共建国家，许多都已经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共建“一带一路”作出了一些贡献。

另一个优势就是利用其专业人才比较多的优势，积极开展“一带一路”研究工作，一方面为政府相关决策服务，或为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则是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努力实现理论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