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通”中，“政策沟通”是制度保障，“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沿线国家应着眼区域内价值链塑造，将传统贸易领域拓展到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领域，实现真正的“贸易畅通”。为此，当前要突破基础设施匮乏的硬约束和资金匮乏的软约束，实现“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这就是“五通”的经济逻辑
“一带一路”建设倡导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将中国与沿线国家连接起来，参与国际分工，创造大区域内的合作机会，探寻全新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的一头，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东亚生产网络，有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的国家；另一头是欧洲经济圈，活跃着以德国和中东欧为主的生产网络；中间则是经济深度凹陷区，许多国家尚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铁路、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落后导致该地区难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基于这样的现实，“一带一路”大区域内的国家应如何顺应全球化趋势、实现发展目标？
首先，传统最终产品分工下的贸易仍是“一带一路”繁荣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很多国家以自然资源、农业资源为优势禀赋，各国贸易互补性强，产业间贸易机会较多。今年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同比增长26.2%，高于同期整体外贸增速4.4个百分点，说明“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畅通”的重要性。
其次，形成“一带一路”大区域价值链是各国的共同发展路径。对处于深度凹陷区的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是工业化，从而直接获取参与价值链的机会，实现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协同发展。对东亚国家来说，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建立地区层面的市场、减少区外依赖应是其工业化发展的近期目标。“一带一路”大区域价值链一旦形成，将产生区域内的市场和生产网络，实现区域内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届时，区域内产品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将长足增长，真正实现“贸易畅通”。
再次，克服“一带一路”大区域内基础设施匮乏的发展瓶颈。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估计，在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各国和地区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约8万亿美元。此外，还要在特定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2900亿美元。基础设施供应不足会影响贸易、投资能力，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一带一路”建设将“设施联通”作为了合作的重点领域。
最后，做好“资金融通”，解决沿线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形成不足、国际资本投入不够的双重困境。发展中国家人民收入水平低，低收入必然导致低储蓄率，低储蓄率又造成国内资本形成不足，生产难以扩大规模。即便是贸易顺差的国家，通常也不得不将贸易盈余投到美元资产上作为外汇储备，致使国内经济发展资本严重缺乏。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步履维艰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更多回流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因为投资规模大、回报时间长，几乎无法吸引外资。如此看来，做好“资金融通”，才能为“一带一路”大区域内国家输送发展血液。
在“五通”中，“政策沟通”是制度保障，“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顶层设计和基层支持。沿线国家应着眼区域内价值链塑造，将传统贸易领域拓展到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领域，实现真正的“贸易畅通”。为此，当前要突破基础设施匮乏的硬约束和资金匮乏的软约束，实现“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这就是“五通”的经济逻辑。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