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降成本政策积极有效，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有所下降，降成本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任务依然艰巨，中国财政科学院报告认为，当前实体经济企业多为分散的政策式降成本，未来应转向改革式降成本——
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2018年度“降成本”调研报告显示，降成本政策积极有效，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有所下降，盈利状况有所改善，降成本目标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任务依然艰巨，面临政策空间缩小、边际效应递减等问题。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应从‘政策式降成本’转向‘改革式降成本’，以公共风险管理为导向，核心在于降低制度成本，以‘破’和‘立’实现‘降’，激发企业降成本的内生动力，形成中央和地方协同发力的局面。”财科院院长刘尚希建议。
阶段性目标任务完成
今年4月份至6月份，财科院采取线上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模式，其中线上调查有12860份有效问卷，涵盖了不同的区域、行业、所有制等企业，同时赴全国多个省、市、县调研。这是财科院连续三年开展“降成本”大型调研活动。
2016年8月份，国务院发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对降成本提出了目标任务，即“经过1年至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调研报告认为，在外部贸易环境不佳和能源、原材料价格明显上涨的情况下，尽管降成本政策效果被多方面因素抵消，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第一阶段目标任务已经完成。
根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中央与地方持续深入推进降成本工作，在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上取得了积极的政策成效。“随着2016年以来降成本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企业税费、融资、人工、用能、用地、物流等成本上升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企业负担减轻。”刘尚希说。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营改增累计减税超过2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减税降费超万亿元的目标，目前各项具体措施已陆续出台。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企业税费负担大幅减轻。调查显示，纳税总额占企业综合成本费用比重较低，近3年均值为5.34%，且呈下降趋势。
在企业主观感受方面，46.6%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为合理”，但同时也有40.8%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重”，认为非常重的企业占比仅为4.5%。
从制度性交易成本看，通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企业营商环境持续改善。5年来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同时，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地方政府定价项目缩减50%以上。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83.6%的企业认为“行政机构办事程序简化、办理时间缩短”，63.4%的企业认为“企业与政府和监管部门打交道的综合成本”下降，表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成效较为显著。
从物流成本看，通过降低物流税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运输方式，企业物流成本也有所降低。据有关部门统计，201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6%，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不过，调查显示，物流成本占营业成本比重呈上升趋势。2015年至2017年，分别为2.8%、2.96%、3.09%，平均增速为5.05%，人工费用上涨是主要影响因素。
此外，调研报告显示，通过延续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政策，以及降低融资、用能和用地成本等方面的政策实施，对于缓解人工、融资、用能用地成本的上涨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近年来实施一系列降成本政策，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已有所下降，盈利状况有所改善。”刘尚希说。
仍需构建长效机制
国务院对降成本提出“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的第二阶段目标任务，目前进展如何？调研报告认为，降低税费负担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任务完成较好，其他成本领域的任务完成还有一定差距。
“现阶段降成本政策空间在逐步缩小，政策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加上人工成本、环境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增长趋势，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要素市场化等改革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加大了未来进一步降成本的难度。”刘尚希认为，2017年以来的降成本政策具有政策制定数量多、连续密集出台和力度不断加大等特点，但也存在一些不适应改革要求的表现。
比如，现行降成本以部门为主导，对企业成本分类分部门来制定具体降成本政策，地方也是由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不同的降成本政策落实，这样做使得降成本更具针对性，但也容易导致部门各自为政和“条条分割”，部门有分工但协调协作不足，出现降成本政策碎片化倾向。“各部门分项制定和落实降成本政策，还可能导致‘合成谬误’，也就是各部门的良好工作成效合起来应该取得好的结果，但由于部门间的协调配合不足，可能会得到‘1+1＜2’的结果。”刘尚希说。
调研报告认为，当前主要是政府降成本，激励企业降成本不明显。“降成本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宏观成本也只能是由政府来降，但不能是政府唱独角戏。需要通过政府降成本，建立起激励机制，激励企业降成本，才能事半功倍。”刘尚希表示。
对此，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也认为，当前降成本到了攻坚克难阶段，政府和企业在降成本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下一步要针对不同企业、不同成本区别对待，有重点地采取措施，让企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更好作用。
向改革式降成本转向
降成本除受到人工成本、环境成本等企业成本持续增长的抵消，以及企业创新能力短期内难以提高等影响外，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包括降成本的政策空间缩小、防风险带来成本压力、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等。为此，调研报告提出，降成本方式应转型，从政策式降成本转向改革式降成本。“当前实体经济企业多为分散的政策式降成本，未来应转向改革式降成本，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刘尚希说。
为何要转变降成本方式？调研报告认为，目前包括融资、税费、人工、物流、用电用能等各类降成本政策，多数是做减法，短期内会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但单纯的降成本并不能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
改革式降成本核心在于降制度成本，以“破”和“立”实现“降”。“制度创新是最大的降成本，改革式降成本就是要通过改革来降成本，主要是降低制度成本或宏观成本。”刘尚希说。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认为，当前企业成本高的问题与一些方面改革不到位有关，“土地成本、融资成本、税费成本等，都和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经济有很大关系，非常赞同用改革的手段来降低成本”。
如何实施改革式降成本？调研报告提出，一方面要破旧体制，破除那些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瓶颈和制度壁垒，例如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用工、用能、用地、融资等的差异性对待；破除行政性垄断，破除各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另一方面，要立新体制。新体制要从整体观出发，统筹考虑各类降成本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来实现制度成本的降低。
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在降成本过程中，企业不从自身增强研发和创新能力来化解成本，而是过度依赖政府政策。对此，刘尚希认为，改革式降成本要激发企业降成本的内生动力，“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要打破企业‘等、靠、要’的预期，增强企业降成本的内生动力，实现从‘要我降’到‘我要降’的转变，主动增强化解成本能力，切实提高盈利能力”。
调研报告提出了改革式降成本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加快国企改革，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成本；建立健全政策评估程序，完善政策反馈机制等。“降成本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改革式降成本就是要推进改革，破除旧的体制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降成本。”刘尚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