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6938万吨，水产品总产量连续27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养殖水产品产量占世界62%左右，是世界第一水产品养殖大国；水产品出口贸易额占农产品出口贸易总额的28%左右，水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6.14%左右；渔业从业人员1400多万人，占世界渔业从业人员总数近1/4左右。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海洋与渔业带来了新机遇，为渔业转型升级和“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与便利条件，为打造向海经济、在对外开放中合作共赢提供了新支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推动我国海洋与渔业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如何确定国际合作的重点与方向？
科学规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因地制宜对目标国开展渔业国际合作。一是科学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渔业国际合作。结合我国渔业主产区、出口重点渔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进行科学区划。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分为“21世纪海上丝路之路”的海洋临界区域和非临界区域、陆路丝绸之路的陆地临界区域和非临界区域。二是差异化定位内渔业主产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合作。对拥有共同海域的东盟、南亚国家，推动福建、广东、广西与海南等临界渔业主产区，利用地缘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开放和联动发展的海洋渔业对外合作格局；与东盟、南亚在海洋渔业领域合作，形成区域海洋渔业经济、政治互信、边界安全有机融合，深化海洋伙伴关系、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对陆路丝绸之路的陆地临界区域拓展边境水产品贸易。三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国内重点沿海港口建设，参与国际海洋经济合作，打造向海经济产业链，助推渔港经济区建设。扩大海洋经济领域开放合作，构建“海丝利益共同体”，差别化定位国内重点沿海港口功能，如福建沿岸海域、珠江口及其两翼沿岸海域、广西北部湾沿岸海域等，深化海洋渔业、港口、航运等领域全方位合作，逐步提升我国海洋产业在全球海洋产业链的分工与地位。
优化我国海洋与渔业产业结构，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渔业产业间与产业链内合作。一是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养殖与捕捞产业间结构，确保养殖渔业提质增效。近海加强渔船管控、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背景下，优化渔业生产成本补贴，在扶持资金上引导向绿色养殖、深远海养殖及远洋渔业发展。二是延伸渔业产业链，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渔业比较优势，促进海洋捕捞、水产养殖、渔业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优势互补。比如，东盟成员国的越南、菲律宾等国也是捕捞渔业大国，但其捕捞渔船、装备、技术等相对落后，而我国浙江、福建、广西等海洋渔业主产区拥有较高捕捞技术水平；南亚的印度、东盟成员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孟加拉等国家也是世界水产养殖大国，东南亚国家具有气候适宜、塘租、劳动力成本低优势，水产养殖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我国广东、海南、江苏等地的水产养殖业逐渐呈现技术集约、生态健康等特点；在产业链上游的育种研发，产业链下游的冷链仓储、物流和加工等环节的优势互补，拓展沿线国之间在渔业资源、产业链上下游与产品结构多领域合作。
调整我国水产品结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贸易互补性。一是以国内、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水产品进出口结构。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水产品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东盟10国与独联体7国中俄罗斯，在保持原有出口份额下，提高品质，引导需求，拓展中东欧16国、中亚5国和西亚18国的我国水产品国际出口市场；进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东盟10国、独联体7国中俄罗斯和西亚的伊朗、以色列、阿联酋和希腊以及南亚的斯里兰卡，应结合水产品进口品种需求，调整国内渔业生产结构，增强我国水产品国际竞争力。二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更好发挥原有东盟自贸区功能，拓展新自贸区建设。调整我国与东盟水产品进出口结构、渔业产业链环节与生产要素价格优劣势互补和渔业相关产业的投资；积极拓展西亚和南亚自贸区建设的可能性，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水产品的“贸易互通”。
完善渔业“走出去”政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渔业合作的政策研究，以及提供风险资金保障。一是加快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海洋与渔业涉外投资政策研究。规避涉外投资可能带来的政治与经济不确定性风险，有序引导我国渔业“走出去”，实现“政策互通”。二是完善各类渔业“走出去”引导政策。在渔船升级改造走向深海水养殖、沿线国的海外水产养殖基地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重要海洋渔港等设施建设上，给予财政政策倾向引导。三是建立“一带一路”渔业合作风险保障机制。对于安全与风险较大国家，采取渔业合作风险保障机制，给予人身和财产的基本保障。四是充分发挥综合性金融机构功能。推动综合性多边融资机构和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海洋、渔业领域的投资项目倾斜，产业资本与金融服务配合，保障渔业“走出去”更顺利，实现“资金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