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上，我找出黑色长裤和白衬衫，穿着整齐，到烈士陵园去参加纪念日公祭活动。
秋日，湛蓝的天空，苍翠的松柏，鲜艳的花篮，激越的童声合唱。先烈们，我们看你们来了。
在去烈士陵园的途中，我跟爱人谈到，现在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烈士们在一些人眼里竟然变成了嘲讽的对像。国家设立了烈士纪念日，法律对维护先烈的尊严做出了规定。我爱人说，没有先烈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听起来已是一句老生常谈了，人们淡忘了过去了吗？
烈士们当年不愿意活下来吗，他们慷慨赴死，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他们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这个国家能富强起来，这个国家不再被欺侮，不再有战乱，不再有饥饿，不再有恐惧，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诗人公刘1955年在《五月一日的夜晚》里说，五一的夜晚，天安门广场是欢乐的海洋，“为了这一天，我们奋斗了一生”。我觉得，这是先烈们借诗人之口给我们的留言。
（二）
我对烈士陵园，有着一些自己个人化的情感。
在仪征工作时，烈士陵园设在扬子公园的西北侧，同时，公园中间还有一座人工小山，说是小山，其实是面积几十个平方米、高度只有十来米的小丘，我觉得用山而不是用丘称呼它，就是因为山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盛白沙烈士纪念碑。
这两处纪念场所，是我长期去的地方。到公园健身散步时，总要向纪念碑眺望；有时从这座纪念碑小山边走过，有时一口气爬上小山，在碑前鞠个躬，休息片刻。每到休息日，它们则是我经常选择的读书去处，无论是小山上的纪念碑前，还是陵园内，特别的安静，少有人打扰，特别是我在参加自学考试的时候，从1991年到1996年，6年时间我一直是那两个安静之所的常客。
烈士陵园是个肃穆的地方，这种肃穆，能让人沉静。我坐在陵园的台阶处，树荫下，背诵着备考的资料，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发发呆，作些遐想。这种肃穆和免打扰，让我觉得，这样度过的休息日，是如此充实。而且，我时常盯着纪念碑，想盛白沙，想那些先烈们，他们就在我身边，他们的眼睛在看着我，因而，我隐隐中觉得有一种动力，有一种责任，没有理由不珍惜年轻的时光，没有理由不珍惜美好安定的生活。
（三）
对先烈崇敬的情感，不只是来自在学生时代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来自我初涉社会、成长过程中特殊的阅读经历。
1988年我中师毕业后，到乡镇小学教书。1989年春夏之间，那时我20岁，一下课，我和同事们就拥在电视机前看新闻；放学后，家住农村，正值农忙，我把电视机摆在打麦场边上，边干活边看电视。这一年，国际上也发生了一些大事，这些对刚参加工作不久、涉世不深的我，震撼是巨大的。
那两三年，我买了一些和借阅了一些书籍，书名有的我还记得，一本名字叫《但求身后有灵魄》书信集，《火种在这里点燃》回忆录，《革命烈士诗抄》，《长征日记》，《先行者的声音》，《革命烈士遗书选》，这是跟先烈们关联最紧密的书，另外就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前苏联阿纳尼耶夫的《没有战争的年代》，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关于人的思考》《胸怀祖国》，还有一本反映“文革”的《不该陨落的星辰》印象也很深。当时读的远不止这些，特别是1991年我调到仪征市委办工作以后，与在乡镇不同的是，我可以到市图书馆借书读，书名记不得那么多了，但是读后的感觉是深刻的。
正处在青春期的我，谈不上忧国忧民，但个人工作环境的变化，国家和国际时势的变化，的确让人有点迷失和困惑。当时我除了认真做好工作之外，空闲时间花在两件事情上：一是自考，二是阅读。
印象最深的是，夏天阅读跟先烈有关的书，中午午休很长，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静静地读先烈们的文字，读他们给妻儿的信，泪水经常模糊了我的双眼。这些书许多是自己买的藏书，都还在我家的书橱里静静地站立，搬了几次家，我都留着，而且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我时常看看它们，像看自己的良师、畏友，我经常问自己，你记得这些先烈的对你说过的话了吗？
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他吃的东西，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也一样，是他“吃”的东西——阅读的书籍，当然，也包括阅历、经历和思考。特别是成人以后，有意识的、主动性的阅读，尤其是那个年代，精神饥渴中，先烈的书信、诗抄、传记，给我的灵魂打了底色。无论是当年，还是直到现在，工作三十年，我工作变动过三个城市十来个单位，岗位变动更多，经历了种种复杂甚至很困难的事情，我没有走错路，没有犯过党纪国法，也没有在困难面前退却过，做成了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想，烈士们精神的熏陶，可能是让我有闯劲、有血性、有定力、有坚强、有自律的主要原因。
我要感谢先烈们的，不光是他们用热血和生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换得人们的幸福和安宁，他们还支撑了一个具体的我，让我思想和灵魂被净化，被激励。展读先烈们的书信、诗抄、传记，那些原本静止的没有温度的文字立刻鲜活起来，滚烫起来，阅读就是作者与读者的娓娓交谈，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阅读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冬冰，江苏省扬州市政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