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选“永久院址”
1949 年 4 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作出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统一的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的战略决策。11 月 1 日，中科院与政务院各部级机关同时正式开始办公，后来即以此日作为中科院成立日。
中科院成立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并整合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民国时期旧有的国立研究机构。当时原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南京，而北平研究院各研究所，则分散在北京的东黄城根和三贝子花园（现“北京动物园”）内。关于中科院在北京的“永久院址”，最初有意选在三贝子花园内，“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同意”。但是北京市不愿放弃对三贝子花园的管理权，且 1950 年 5 月确定研究所调整方案之后，有些南方的研究所须迁京，在京的各研究所也需要扩充，这样一来，三贝子花园就显得地盘太小了。摆在当时中科院领导们面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北京为中科院的长远发展选择一个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科研基地。
1951 年 1 月 20 日下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兼任中科院计划局局长的竺可桢副院长代表中科院汇报 1951 年度工作计划时，提出“……（2）准备条件开展研究工作。建造近代物理、应用物理、地球物理大楼各一座。……”，其中“近代物理与地球物理大楼预算已做好”。在经过实际踏勘之后，4 月 4 日，中科院致函北京市政府，“我院因工作日益发展，原有院址不敷应用。且各研究所分散各处，多无适当房屋。为集中办公，便于各所图书仪器之相互调用，研究工作之相互联系及训练工作人员起见，拟在北京西郊清华大学以南，海淀以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现“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北，铁道以西划用基地 5 000 亩建筑我院所需房屋，以应将来科学研究工作发展的需要……”
中科院为何提出在此选址呢？原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专家讨论未来的建设规划时，已大致形成了将高等学校较集中地安排在西北郊的共识。中科院领导认为，中科院的研究基地应靠近大学，以充分利用将要形成的交通条件和电力条件，使建楼工程和日后科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轨道。更重要的是，中科院的发展必须注重与大学的合作，地理上的接近，便于开展学术交流。
1951 年 4 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在清华以南，海淀以东，京绥铁路以西地带，为你院保留相当发展用地”。后明确南沿为大泥湾以北，可用地约为 4 500 亩。此“四至”范围大体为现今的“东至京包线铁路，南至知春路，西至中关村大街，北至成府路”。批复收讫，中科院旋即决定首先在保福寺北修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物理所”）大楼（即后来俗称的“原子能楼”），并于当年 11 月初正式动工。1952 年 2 月，中科院建筑委员会成立，主席吴有训，副主席陶孟和、竺可桢，秘书钱三强、曹日昌，院内外委员有李四光、金涛、严济慈、丁瓒、庄俊、梁思成、郑振铎、林徽因、秦力生、杨廷宝、武衡、陈宗器等 20 余人。其中常务委员 9 人，包括主席、副主席、秘书，还有庄俊、梁思成、杨廷宝和金涛 4 人。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即发端于此。
几乎在中科院获准“保留相当发展用地”的同时，原在城内沙滩地区的北京大学得到获批的新校址，就在中科院用地的南面，即大泥湾以南至农业科学研究所以北的地段上。1951 年 11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北京大学将与燕京大学合并。同年 12月初，由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曾昭抡出面，要求北京市将北京大学的用地与中科院用地对调，或中科院让出北面一部分给北京大学，这样北京大学新校区可与燕京大学连成一片。但此议提出为时已晚，因为中科院的建设规划已经确定，作为优先重点工程的“原子能楼”已经破土动工一个多月，地基已完成。该楼因核科学研究的需要，设计与建筑规格很高，为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这在当时的建筑中是很少见的，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地区很多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但是这座楼毫发未损，可谓“坚如磐石”），耗资颇巨，工程概算 128．9 亿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初价格），当时已付款 70％。如改变计划势必造成极大的浪费，科研计划也会因此而拖延，且整个建筑计划也都要推倒重来。为此，1951 年 12 月 7 日，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吴有训及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等陪同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刘皑风一同到“原子能楼”工地视察。教育部方面遂将意见改为希望在燕园东侧为新北大扩展用地。这样，中科院就从 4 500 亩中划出西北角 1000 亩左右给了北大，这就是现在北大的“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