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十二年科技规划”已经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完成。它留给后人诸多宝贵经验和启示，值得我们回味和借鉴。
制订国家科技发展规划，首先要准确把握国内外科技的发展阶段与态势，合理选择发展目标及相应的措施。这就要借助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和政府做出理性的顶层设计。1956 年，国务院提出了一个务实的“迎头赶上”目标：尽快建立我国科技界最短缺且国家建设最急需的门类，并使这些门类的水平在 12 年后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这个目标的实现为中国科技的长远发展、国防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以需求为导向的追赶型规划。当时主要是追赶苏联。榜样在先，方向清晰，有迹可循。在自力更生的同时，尽可能借助国际援助或知识转让，以国外先进科技补自己之短缺，这是实施规划的一个有效路径，或者说捷径。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使中国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在制定和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工业建设和教育改革等方面都利用了国际科技资源，首次比较系统、完整地实现了国外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从而提升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起点，填补了诸多科技空白。在全球化的当代，我们更要以开放的心态，广纳国际智力和先进科技。
以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者探索出“以任务带学科”的科技规划模式，并将中国科技引向规划发展的轨道。制定和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的科学家能够把握科技发展态势，顺应国家发展需求，从复杂的需求和问题中理出头绪，理清规划的层次结构和重点任务，有条不紊地落实科研任务。这为政府部门管理科技事业、制订规划、组织重大专项等积累了经验。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制定和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某些国家组织大科学工程的经验。中国计划体制具有较强的整合和配置各类资源的能力和顶层设计能力。借助这种体制，中央政府将资源重点投向“两弹”研制等重大任务，组织全国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协作，进行持续攻关，直到取得科技突破，包括实现关键技术地从“无”到“有”。科研项目的工程化目标越明确，越便于规划和实施。“两弹一星”研制成为中国组织实施大科学工程的成功范例。
不过，“以任务带学科”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十二年科技规划”主要借助计划体制，以任务为牵引，而任务对基础研究的带动力度并不够大。事实上，基础研究有很强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这方面的规划应着眼于长远目标，注重选用拔尖人才，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计划体制不是万能的。对于面广、量大、多变的技术研发项目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更适合由市场机制和企业来完成。
经过 70 年的奋斗，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步，进入了由模仿向创新转变的阶段，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如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变革态势和特征。中国应当比过去更加重视前瞻科技发展趋势，提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长期科技规划，其难度要比制定追赶型规划大一些，对科学家能力的要求更高。中国科技界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创造性贡献。（作者：张久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