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返乡寻文学之源

发布时间:2020-07-10 11:03:10 |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李俐 | 责任编辑:刘梦雅

关键词:朱朝敏,留守儿童,文学创作,作家,脱贫攻坚

走出书斋下沉农村,由作家变成扶贫干部

女作家返乡寻文学之源

朱朝敏(左)采访贫困户。

“朱朝敏的这本书,对当下的文学写作而言,无论从作家还是作品,都是一个难得的示范。”在近日举办的《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线上研讨会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高度评价了这部刚刚出版的纪实文学。

如何在脱贫攻坚的行动中找到文学创作的应有之意?作家朱朝敏在两年多的扶贫工作中逐渐找到了答案,“以前我是坐在书斋里想当然,但参加精准扶贫工作以后,我发现自己以前的观念出现了偏差和误解。”帮扶人的身份让她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乡村现状,带来了一场自我革命式的写作。

走遍41个村庄

采访数百位乡亲

2017年下半年,作家朱朝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扶贫干部,她的扶贫对象是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的4户贫困户。

对于百里洲,朱朝敏再熟悉不过,她的童年和青春时光都在这里度过,“那时,百里洲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种植棉花和沙梨,闻名全国,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个四面环水的江心岛却因为交通不便而日渐陷入闭塞与贫困。

有段时间,朱朝敏非常害怕回乡走亲戚,“我害怕听闻他们的伤心事,认为无可救药了”。但当她以帮扶人的身份再次返乡时,她发现自己“小瞧”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遭受了天灾人祸后,从不屈服命运的摆布,也不降低自身的尊严。百里洲人的性格是独特的,他们既有逼仄的地理环境下的锋芒,又有天生的豁达;既有闲散人生的随意,又有时刻为尊严而战的孤注一掷。”

在两年多的扶贫工作中,她走遍百里洲镇的41个村庄,采访了数百位扶贫干部和脱贫人员,“因为我父亲是孤岛上有名的外科医生,在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遇到不愿意配合的,我就搬出父亲的名号,居然屡试不爽。”即便如此,朱朝敏也遇到过头疼的事,有时因为聊到了伤心事而使对方颇为恼火甚至把她赶出家门,有的因为涉及隐私无法将采访变成文字。最终,她写出12个故事,真实记录下那些鳏寡孤独、留守儿童、五保户的生存状况。

脱贫攻坚战以来,百里洲每年减少近300余名贫困人口。2019年,百里洲将贫困人口减至零,这一系列数字背后,也凝结了枝江上万名扶贫干部的付出。今年上半年湖北疫情严重,朱朝敏和帮扶对象每周都通电话联系。“卖不出的农产品,政府和帮扶干部都会帮忙,我家吃的鸡蛋、蔬菜、水果、肉食,都是找贫困户买的。”这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让朱朝敏在辛苦之余也感受到了彼此给予的温暖,“只要这份关系在,没有熬不过去的坎”。

“最后一公里”

急需关注心理脱贫

翻开百里洲的“扶贫手册”,所有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几乎都是“因病或因残”,但真正深入他们的内心,朱朝敏发现,每家每户都有各自解不开的心结。“随着精准扶贫力度的加大,国家拿出大量资金,出台了各种保障政策,物质上的贫困很容易得到解决,但有些事情并非物资和资金能够解决。比如孤寡老人的孤独问题,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和人身安全问题,精神病患者的心灵隐疾,天灾人祸留下的心理创伤等,很复杂,但都集中在心理层面。”于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心理状况,书写他们的内心,就成为《百里洲纪事》区别于其他脱贫攻坚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受农药残害,执着地走在寻妻路上的杨勇;突遭家庭变故,沉默背后无尽心伤的黄大国;遇天灾人祸,在困顿中挣扎的熊贵生一家;年逾八十,拒绝一切帮扶只求为孙女讨回公道的覃老太……朱朝敏将所见所感用手中的笔真实地记录下来,呈现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乡村生存图景。在她看来,“心理疾病的弱者在乡村大多数时候都是以贫困的面目显现的,如果我们的脱贫攻坚战不给予这类人心理关注,不解答他们的心理困惑,也就谈不上突破‘最后一公里’的瓶颈。”

随着脱贫工作的深入,这一问题也得到了很多帮扶干部的关注,并拿出了具体对策,“那就是多交流、多鼓励,尤其是多举办活动。比如,百里洲福利院隔段时间就会开展一些活动,帮助开导鳏寡老人,还请心理老师来辅导,有一定的成效。但这是长远的问题,要立马见效不可能。”朱朝敏也希望通过自己文字,让更多人关注弱势群体的精神障碍和心理隐疾,帮助他们活出尊严。

作家有责任

为沉默地带发声

《百里洲纪事》对朱朝敏来说是一次扶贫之行,也是一次返乡之旅,“百里洲因水生存又被水砥砺的悖论环境塑造了我的血肉——我生命河流的源头就在此,我多次以文字的形式追溯生命这条河流,小说、散文、纪实……每一次的回溯和抵达,都是自我审视后的重生。”而这一次,最让她难忘的就是与帮扶对象结下的深厚感情,“他们视我为亲人,而我无以回报,作为一名写作者,只有用笔记录他们,为这些处于‘沉默地带’的人们发声,因为他们身上闪烁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光芒。”

作为一名写作者,朱朝敏经常在思考,一个作家该去如何回应他所处的时代?如何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剧变?脱贫攻坚战给她带来非常深刻的启示,就是“作家还是要扎根基层、扎根人民,去倾听去记录他们的困惑”。

“精准扶贫是国策,但是一点也不教条、不口号,它落脚点就在于‘人心就是最大的政治’;而书写世道人心和人的心灵成长,就是文学的功用,两者是统一的。”在真正沉浸到乡村生活中之后,朱朝敏对精准扶贫的书写有了新的理解,“助人者即自助。那些身处生活低谷的人,不过是早先领受命运的困厄,再给我们这些幸运者提供生存之道。如此,我拿笔记录时,记下的绝不是他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的命运。”

花了一年多时间写完这本书后,朱朝敏感觉整个人几乎被掏空,“去年8月到11月份,我的左臂膀痛得几乎不能动,整夜无法入睡,经过理疗才稍微好了点。”朱朝敏知道,她的身体和心灵还停留在自己记录的那些故事上,“书籍出版后,我做了回访,还留下两个家庭的视频。不知怎么,他们都流泪了,我也流泪了。但现在,我几乎调整好,又在写小说了,而且感觉小说进步特快。” 至于这其中的秘密,朱朝敏自己也一时无法说清。    本报记者 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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