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实施成效显著，促进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断体系化的科技人才政策作用下，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趋合理，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基础。
科技人才队伍规模快速扩大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大幅增长。2020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11234万人，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比2012年增长了4529万人。其中，作为科技人才后备军的研究生队伍也在逐年增加。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学人数分别为267.30万人和46.65万人，相比2012年分别增加了123.7万人和18.27万人。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力规模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20年R&D人员全时当量为523.45万人年，比2012年增加198.77万人年，年均增长率约6.15%。R&D人力投入强度也逐年增长，2020年万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已达70人年/万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
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不断健全，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结构得到持续优化。①基础研究人员占R&D人员比重日益提高。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为42.68万人年，占R&D人员比重为8.15%，显著高于2012年基础研究人员占比（总量为21.22万人年，占全部R&D人员比重为6.54%）。②科技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逐渐优化。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年轻化，青年科技人才得到更多支持。例如，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统计，2019年中国科学院新增选的院士平均年龄为55.7岁，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44.6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人员也逐步年轻化。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统计，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例，项目负责人年龄在40岁以下的比重稳步提高，由2012年的36.64%提高至2019年的47.71%。③科技人才队伍的学历层次结构不断优化。R&D人员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大幅提高，由2012年的50.27%增长至2020年的63.58%。其中，具有硕士或博士学历人员占比在2020年达到23.13%，与2012年19.55%相比有较大增长。④科技人才队伍的性别结构更加平衡。女性科研人员的数量较大增长；科技人才男女比例从2012年的3.00下降至2020年的2.81，比例更加平衡；女性科技人才的作用得到进一步释放。
科技人才创新能力逐步提高
随着科技人才政策不断落地，我国科技人才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涌现出大量科技领军个人与团队，不断刷新科技创新高度。①我国科技人才综合竞争力稳步上升。近年来，我国全球人才竞争力综合指数排名在波动中上升，2021年世界排名为第37位，相比2013年提高了10位。②我国涌现越来越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人才。多位领军人才获得国际重大科技奖项，例如：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吴美蓉获得2013年“冯·卡门奖”，薛其坤获得2020年“菲列兹·伦敦奖”等。③我国科技人才创新成绩斐然。从创新产出成果看，2019年我国每万名研究人员论文数为1181篇，相比2012年提高了326篇。每万名企业研究人员拥有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数从2012年的40.32件，提高至2020年的91.04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差距有所减少。除论文和专利外，我国科学家还在基础研究方面如拓扑量子计算机、磁约束核聚变大科学装置、散裂中子源等，以及战略高新技术领域如嫦娥四号探测器、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天鲲号”绞吸船等取得重要突破。
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在系统性、精准性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科技人才竞争，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体系依然存在系统性不足、精准性不高、科教人才政策联动性不强，以及对青年科技人才和基础研究人才（以下简称“青基人才”）支持不够等问题，还无法充分满足新时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下对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的迫切需求，亟待精细化发展。
科技人才政策系统性不足
现阶段我国科技人才政策设计的系统性不足，各部门科技人才政策内容联动有待进一步强化，不同地区的政策时效不连续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改善。①从政策制定看。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中，经常出现多个部门分别主导，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出多门、“政策打架”等现象。同时，与科技人才政策配套的政策体系不完善。例如，部分地区的创新人才政策“重引轻用”，缺乏配套的政策落地措施，缺乏对科研服务支撑人员的支持政策等。政策制定过多过频，部分新旧科技人才政策之间的承接性和兼容性不足，政策体系呈现碎片化，迫切需要加强政策内容的系统性。 ②从政策实施看。尚未系统建立政府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缺乏中央、地方及部门之间层次合理的人才计划体系和协调统筹的治理体系，致使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体系“庞而不强”、整体效能不高。例如，在现有政策体系下，虽然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创新人才队伍，但高水平人才队伍不足、结构不够合理、激励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
科技人才政策精准性不高
现阶段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不但未充分考虑差异性，包括不同类别研究发展需求差异性、不同层次科技人才发展需求差异性、不同领域发展需求差异性、不同类型单位发展需求差异性和不同区域发展需求差异性等方面，而且也未充分考虑产业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需求，致使科技人才政策的精准性和精细化程度不高。①对不同类别研究发展需求差异性考虑不足。不同类别研究由于需要不同的资助方式、不同的考核方式、不同的发展环境、不同的发展条件，因而需要不同的支撑政策。但在现实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和资助方式通常“一刀切”，这样的科技人才政策无法满足分别有效激励和支持3类人才的需要。②对不同层次科技人才发展需求差异性考虑不足。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和青年科技人才等不同层次人才发展所需政策条件有较大区别，然而，目前的科技人才政策还未有效建立针对各层次科技人才差异性需求的支撑体系。③对不同区域发展需求差异性考虑不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对人才的需求也有较大差异，需要针对性地配置政策支撑体系。然而，部分地区尚未全面考虑自身产业发展的特点，以及对科技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导致科技人才配置不够精准高效。④对产业和社会发展趋势和需求考虑不足。建设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世界科技强国，需要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培育具有引领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然而，当前我国科技人才培养和发展政策对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前瞻性不强，致使高水平科技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尚未精准匹配，还无法充分满足产业和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
科教人才政策联动性不强
我国高等教育与科研管理政策联动不够紧密，当前研究生招生制度、学科设置机制、学科评估机制、科研考核机制和职称评审导向等体制机制还存在制约科教深度融合的方面，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①依托科研平台、科研活动培养科技人才的政策体系还未有效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研究生人才培养政策体系不够完善，针对从研究生到高层次科技人才全生命周期的资助体系也不够健全。此外，我国研究生名额分配主要停留在计划导向，还未有效构建以科研任务需求为基础的研究生招生名额配置机制。②科技人才后备军发展和科研活动发展政策联动性不强。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我国近20年博士招生规模占普通本科招生数的比例一直维持在2%左右，博士在校学生数和博士招生数从2012到2020年分别增长了64.38%和69.60%；期间，我国R&D经费支出增长了136.86%，人才规模增长速度无法充分满足我国科研活动的需要。
青基人才政策体系不健全
青年科技人才是基础研究人才的主力军，也是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的核心力量，现阶段对青基人才的激励政策等协同支撑体系还未完善，政策落地也较为困难，致使面向新时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技人才后备军培养体系尚不健全，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①多层次、多类别的青基人才激励体系还未有效构建。从国际上看，科研资助机构都把青年科技人才作为重点关注人群，且资助形式多样。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从1994年开始针对青年科技人才职业全生命周期制定“青年科学家发展计划”；日本出台了《强化研究能力和支持青年研究人员综合措施计划》等。然而，当前我国对青基人才的激励政策对不同科研活动中科技人才成长规律考虑不够充分。例如，对基础科学类青年人才，还未有效形成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激励其潜心研究；对工程应用类青年人才，以承担重要科技任务促进其成长发展的机制也尚未完善。②在我国现有科技体制下，青基人才政策落地较为困难，获得资助的广度和强度不足。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针对青年人才的项目资助份额增长缓慢。较于2012年，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增加5.3万项，而项目的资助数量仅增加0.7万项，资助率从2012年的23.45%下降至2020年的16.22%；针对青年人才的科学基金尚未充分根据新时代科技人才发展状况进行动态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