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记者王振红 特约记者杨柳春）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围绕目前中国污染防治和风险管控有哪些难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如何评价中国生态环境发展历程？就这些热点话题，记者专访了201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吕永龙。
201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吕永龙。
源头控制当务之急，应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记者：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您认为目前中国污染防治的难点是什么？
吕永龙：对中国来讲，最大的污染防治和风险管控的难点是多种污染物并存、多种污染源并发、多种环境介质受到影响，污染不仅造成生态环境风险，也通过呼吸、接触或食物链/网的传输过程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威胁。不是单一的污染物产生的污染问题，而是多种种污染物在环境中并存，通过相互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形成复合污染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污染物在多种介质间传输，以及多种污染源并发。多种介质包括大气、土壤、水、生物等，这些污染物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而是通过传输和扩散的过程，在多种介质中都存在。多种污染源并发，不仅有点源问题，还有面源问题。
因为有这些特点，所以，要找到污染物的源头在哪儿，到哪儿去，影响的范围和损失多大，以及形成的原因，都成了污染防治攻坚的难点。
比如说，有的大气污染，其实不完全是大气污染。污染物经过大气传输过程，沉降到地面，就会给土壤、水带来污染。我们强调综合性的污染防治，而不是单纯地将水、土等环境介质割裂开来，我不太赞成水污染就治水，气污染就治气。土壤污染之所以很复杂，是因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壤问题，很多情况是大气沉降、水传输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记者：那么，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今天，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吕永龙：当务之急是抓好源头控制，这不是新观念，发达国家早就提出来从源头的预防性举措。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产业发展问题。难点在哪儿？一方面要追求经济快速的增长，另一方面又希望有一个清洁的环境，这就需要决定采用什么样的产业结构，这是个大问题。
污染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并不是中国现在特有的问题，发达国家在20世纪就已经发现这样的问题。2017年美国生态学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整理的最经典文章中有一篇1922年发表的论文，就是关于美国工业污染所引起的生态问题。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关注的环境冲突，都是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
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对环境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我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有发展阶段性的因素。发展初期，有人为了经济效益不择手段，或者没有太多可选择的余地，会选择一些已经淘汰的落后技术和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发展起来的，为什么选淘汰的产业？这是因为虽然污染相对比较重，但是成本低，在全球范围内仍有需求。
除了产业发展之外，还有就是要转变生活方式。如今生活所产生的污染物越来越多，而且生活的污染排放过程不像工业，工业污染排放固定的点污染源多一些，生活源污染面广、量大。尤其与行为方式都有关系，比如，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控制塑料的使用，2017年肯尼亚施行全球最严禁塑令，在肯尼亚生产、销售或使用塑料袋将面临1—4年的监禁或最高400万肯先令（约合人民币26万元）的罚款。除了塑料污染，化妆品、一般生活用的化工品，都存在新型污染物的问题，这些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它不仅对生态系统，对人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有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可能在某个时段变成了污染物。这是因为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后，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提升了。再加上随着一些高精尖的技术手段出来，发现新型污染物的水平和能力也提升了，过去很难发现和检测到的污染物，现在可以检测出来了。比如，过去我们认为电子产品没有污染，现在证明不但有，而且很多是属于持久性的有毒污染物。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享受的东西，新的化学合成产品，看似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没什么影响，但是要想真正弄清楚是否有影响，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要强调一点，在中国现阶段，污染源防控与污染控制两方面要并举。对中国来讲，现在光从源头防控是不够的，因为很多是过去积累的污染问题，现在必须要控制和消除这类污染，对目前的污染场地或区域要进行生态修复，提升其生态服务功能。目前大量的精力或者投入主要放在污染控制上面，我们也在想办法从源头上来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