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技术发展与创新的载体。晚清和民国的企业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并不掌握核心技术，主要从事模仿性质的生产。个别企业在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谋求技术创新。例如，侯德榜在永利公司主持制成纯碱，还提出了新的制碱工艺。与拥有工业企业的少数城市不同，广大农村和小城镇仍然采用清代传下来的技术，延续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
上述变化表明，中国技术开始由仿制外国产品扩展到建立工程科学，跨上工业革命中形成的技术发展道路。当然，技术“换道”进程非常坎坷。由于政权更替、日本入侵和战乱等因素，中国没有一个能有效治理全国的中央政府，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消耗在军事活动及相关事务中，用于科技和教育等事业的资金过少（全国的投入还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家大企业）。尽管如此，工业、科技和教育已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力量。例如，这些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 年 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终于有了一个能有效执政的中央政府及和平的建设环境。新中国在 1950 年 2 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年 10 月出兵抗美援朝。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受到西方世界的技术和贸易封锁。
新中国参照苏联经验，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一系列重大建设举措，迅速提升工业、科技和教育的水平，奠定了现代工业和科技的基础。着力实施以“156 项工程”等援建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引进和消化吸收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填补汽车、拖拉机、石油设备、化肥、喷气式飞机、航空发动机、坦克等领域的技术空白，提升了兵器、机床、铁路机车、桥梁、电工器材、无线电器件、合成橡胶、制药、纺织等许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幅度地增强了工业生产能力和国防实力，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政府以中国科学院、各部委、国防系统和大型企业等为骨干，建立科研、技术开发和产品设计体系。通过实施《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及中苏合作项目，重点发展核技术和火箭技术，以及计算机、电子、自动化、半导体和精密仪器等尖端技术，同时促进其他技术的进步，形成“以任务带学科”的科技规划模式。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和于敏等科学家在苏联中断援助之后，继续攻坚克难，主持研制出导弹、原子弹和氢弹。这就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使中国人的腰杆子硬起来了，对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在大批派留学生和聘请外籍专家的同时，中央政府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按行业归口组建工、农、医、师范等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合并或增设系和专业。重点发展了工科教育，组建多学科的工业大学或工学院，以及钢铁、矿业、地质、石油、机械、航空、纺织等学院。借此，高等院校为各项建设输送了大批毕业生，不断填补人才缺口。
当然，中国科技事业和其他建设事业曾走过弯路，尝试过摆脱苏联模式，遭受过挫折。1978 年前后，中国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在大会讲话中，邓小平重申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做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1988 年进一步断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此，科技的地位空前提高，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1985 年 3 月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1978 年以来，中国争取到良好的国际环境，利用国际战略机遇期，以市场换技术和投资，大规模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全面促进家电、化工、汽车、铁路等产业的升级和产品更新，成就了遍布全国各地的重大建设工程，促成 40 年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国际市场、产业和技术的分工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此外，高等教育提升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层次，理工科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青年留学生规模空前，中国因此拥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科技大军。
20 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借助技术转移来提升产业和技术的起点。高铁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技术转移实例。中国企业与科研机构从德国、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的企业引进高铁技术，通过消化吸收来掌握一些核心技术，在动车组、筑路、牵引供电、安全监控、系统集成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形成了自己的高铁技术体系，并使总体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入资金和劳动力，靠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及自己的创新，靠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当技术和工业走到中端并努力走向高端的时候，发达国家愈加担心自己的“蛋糕”被切走，于是就可能加强对中国的遏制，甚至发动贸易战。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中国只能转向主要依靠创新，走出要素投入增长模式，追求高质量发展。